亨特一脚踹开一座仓库的铁门，里面的三个日军正在操作一挺九二式重机枪。亨特没有犹豫，***一个点射，将三人打倒在地。他跨过尸体，检查机枪，发现弹药箱还是满的。

“守住这里！“他对身后的两个士兵吼道，“等中国人上来！“

不过亨特清楚还不能急于推进。西打坡虽然得手，但日军随时会回援，而劫掠者的兵力不足以支撑长驱直入。他下令先立足于已占阵地，构筑临时工事，再采取逐渐压迫战术，一寸一寸地向南挤压。

果然，北机场的日军指挥官得知西打坡被袭后，大惊失色。西打坡一旦失守，北机场和兵营主阵地之间的联络将被切断，整条北区防线就会像被折断脊梁的蛇，瘫软下去。他不得不从已经吃紧的兵力中，抽调两个分队回援西打坡。

日军回援西打坡，顾此失彼。

这正是郑洞国和亨特在战前约定的——“围魏救赵，声东击西“。趁日军被亨特牢牢吸在西打坡、北机场兵力空虚之际，90团1营联合美军工兵营，再南下插向日军的软肋——兵营。

周营长没有给小山坡的残敌留下喘息之机。他留下一个排监视北机场，亲率主力两个连，像一把尖刀，沿着江堤直插日军兵营的侧后。工兵营的士兵们这次也不再怯懦，他们跟在90团后面，用炸药包和*****，逐屋清除兵营外围的临时工事。中美士兵并肩作战，一个用***扫射，一个用手榴弹掩护，语言不通，但眼神一对，便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兵营的日军陷入了绝境。正面是亨特从西打坡施加的压力，侧后是90团1营和工兵营的猛攻，他们原本互为犄角的北区和中北阵地终于被撕开条口子。那条弓形的防线，像一张被拉得过满的弓，在两端同时受到重击后，发出了一声清脆的断裂声——日军整条弓形防线出现崩裂先兆。

布林德也算看明白了。

他站在一处被炮火削平的高地上，举着望远镜，将北区战场的全景尽收眼底。郑洞国改进使用的掘壕战术虽然推进速度慢一点，但步步扎实，像一把钝刀，一点一点地割开日军的皮肉，逼得日军不得不逐渐收缩战线应对。而亨特的迂回突袭，则是那把钝刀上的锋刃，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予了致命的一刺。

“这不是柏特诺的打法，“布林德对身旁的杨希真说，声音里带着一种由衷的敬佩，“柏特诺想要的是速胜，是勋章，是报纸上的一席之地。而郑将军要的是——“他顿了顿，寻找着合适的词汇，“要的是把日本人挤死，像挤一块海绵，把他们的血一点一点挤干。“

杨希真没有说话。他的目光落在远处西打坡的方向，那里还飘着淡淡的黑烟。他想起早上出发前，郑洞国对他说的话：“告诉那些美国人，今天让他们看看，中国军队是怎么打仗的。“

战斗期间，布林德和杨希真巡察时还时常碰到郑洞国与韦瑟尔斯两位指挥官也亲临一线。

他们第一次是在北机场外围的一片竹林里遇到的。郑洞国穿着和普通士兵一样的草绿色军装，裤腿卷到膝盖，赤脚穿着草鞋，手里提着一支步枪，正蹲在一个弹坑里和90团的一个连长说话。韦瑟尔斯站在他旁边，同样满身泥水，手里拿着地图，用铅笔在上面做着标记。两人头碰头，用夹杂着中文和英文的混合语言交流，时而争论，时而点头，像两个在田地里商量收成的老农。

“左翼需要再压五十米，“郑洞国用步枪枪托在地上画了一道线，“然后才能切断兵营和机场的联系。“

“五十米太远了，“韦瑟尔斯摇头，用铅笔在地图上敲了敲，“亨特那边压力太大，我们需要给他支援。也许三十米，然后停一停，巩固。“

“三十米不够，“郑洞国直起身，看着韦瑟尔斯的眼睛，“日本人会反扑。五十米，给他们留不出反扑的空间。“

韦瑟尔斯与他对视了几秒，然后笑了，那是一种军人之间才有的、坦荡的笑：“好吧，郑。五十米。但我的工兵营会跟着你们，帮你们挖战壕。“

“一言为定。“郑洞国伸出手。

两只手握在一起。一只是中国人的，粗糙、瘦削、指节粗大；一只是美国人的，宽大、有力、布满老茧。两只手都沾着泥，都沾着血，都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连续数日的疲惫和紧绷。

二人见证中美联军只要指挥得法，此番并肩作战成果完全不一样。

布林德和杨希真站在竹林边缘，看着这一幕。杨希真忽然感到眼眶有些发热。他想起了麦凯布时代的傲慢，想起了柏特诺时代的混乱，想起了那些在无谓冲锋中倒下的中国士兵和美国士兵。而现在，这两个曾经互不信任的指挥官，正肩并肩地站在弹坑里，为五十米的推进距离而认真争论。

这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景象——不是上级对下级的命令，不是强者对弱者的施舍，而是两个平等的人，为了同一个目标，在泥水里共同寻找出路。

“布林德，“杨希真低声说，“你有没有觉得，这场仗……开始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