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周三。

上午九点整，SEC在华盛顿总部召开简短新闻发布会，发言人用了不到四分钟读完声明：SEC正式就Sirius卫星广播在霍华德·斯特恩合同签署前是否涉及选择性信息披露展开调查。

林顿的彭博终端上弹出了调查令的核心指控：Sirius部分高管在2004年与斯特恩签约前数月，曾私下向特定机构投资者披露合同框架及融资需求，暗示对方提前布局，若指控成立，公司可能面临巨额罚款，相关高管将被禁入证券行业，斯特恩合同本身也可能因程序瑕疵被裁定无效。

他把“合同被裁定无效”这几个字读了两遍，Sirius的股价是建在斯特恩合同上的，斯特恩合同是建在一份五年五亿美元的承诺书上的，而现在SEC说这份承诺书在签字之前可能已经私下标了价码，斯特恩的合同从护城河变成负债，再变成毒丸，现在变成了一枚法律意义上的未爆弹。

盘口在九点零四分开始崩。

2.00开盘，九点十分1.85，九点二十五分1.70，十点零三分触发第一次熔断。

全天成交量是日均的五倍。

每一条卖单都在砸同一个共识：退市风险是数字问题，SEC调查是法律问题。数字还能靠融资救，法律问题一旦立案，谁也救不了。

林顿的账户浮盈从昨天的二十万跳升到约二十八万三千美元。

他关掉分时图，调出一份文档，平仓计划书，标记了五批回补价位。

9月7日，周四。

股价在1.58到1.65之间低位震荡，林顿没平仓，他要等最后一次坏消息出尽，等市场把能卖的筹码全卖光。

温莎中学。

德里克·华莱士在讲冷战史，进度已经推到了古巴导弹危机的尾声。黑板上画着1962年10月的决策时间轴，左边是肯尼迪的选项，封锁、空袭、谈判，右边是赫鲁晓夫的反制措施。

上午十一点，第二节课结束。

他走进办公室，拿起手机，屏幕亮着一条推送，券商的logo印在最上面，正文只有几行字，用词礼貌而冰冷：尊敬的华莱士先生，鉴于您的账户维持保证金比例持续低于监管要求，我们已根据客户协议第七条对您的全部Sirius卫星广播多头仓位执行强制平仓。平仓均价1.62美元。您目前的账户余额为零，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致电客户服务热线。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上Sirius的股价还在跳，实时报价1.61。他刚刚以这个价格被清出局。二十万股，建仓均价3.82，强平均价1.62。每股损失2.20美元，总计四十四万美元，多年积蓄没了，全部流动现金归零！

他在办公桌前静静坐着，眼神呆滞。

下午放学后，大卫的车停在温莎中学门口。德里克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

德里克先开口：“1962年10月27日，古巴导弹危机最危险的一天。美国驱逐舰在封锁线上跟苏联潜艇对峙，肯尼迪的战争内阁投票结果是五比二，主张空袭。所有人都觉得打定了。”他像是在讲一节只有一个人的课：“肯尼迪在最后一刻选了谈判。他把最后通牒时间往后延了二十四个小时，私下通过中间人传话给赫鲁晓夫，承诺撤出土耳其导弹。第二天苏联撤了。”

大卫握着方向盘，沉默着。

“我以为Sirius是我的10月27日。最危险的时候，就是转机的开始。”德里克看着挡风玻璃外面的街景，“现在我知道区别了。古巴导弹危机有肯尼迪，有一个人能控制事态、能做决策、能把局面逆转。Sirius没有。管理层在选择性披露信息，斯特恩在敲诈，大股东在看。他们不是肯尼迪。他们谁也不是。”

他叹了叹气：“历史教了我很多。它教我怎么从决策者的角度理解一场危机，怎么看时间线，怎么分析各方博弈。但它唯独没教我一件事。”

德里克把双手放在膝盖上，继续说：“当所有靠山都撤走，站在战场中央的人只是弃子。”

图书馆。

李程走进图书馆的时候，林顿正在翻Sirius的盘口数据。

“SEC立案了。”

“嗯。”

“没想到是这种方式继续跌。”李程看着屏幕上的K线图，“我之前怕合并，怕可转债，怕反弹。结果最后推它一把的并非这些，而是SEC。”

“市场最怕的并非坏消息，而是不确定。SEC立案等于在高管办公室里放了一台窃听器，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录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