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们知道，革命不是靠枪杆子能输出的。革命要靠自己。他们只是来帮我们。帮我们打赢第一仗。后面的路，还是得由我们自己走。”

一个年轻工人第一个站起来。

“费恩同志，我同意。”

他看着范德林登。

“范德林登同志，您说的对。我们的力量很弱。但正因为弱，才需要帮助。西班牙的同志当初也弱。波罗的海的同志也弱。他们有了帮助，就强了。”

范德林登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

“费恩同志，电报发了吗？”

费恩说：“还没有。我要等你们的意见。”

范德林登站起身。

“发吧。”

他伸出手。

“费恩同志，我们一起干。”

费恩握住他的手。

会议室里，几十个人都站了起来。

“发吧！”

“让德国同志来！”

“把荷兰从资本家手里夺回来！”

费恩看着那些激动的脸，看着那些握紧的拳头。

他想起十四年前，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他也见过这样的脸，这样的拳头。那时候他们失败了。这一次，不会了。

远处，阿姆斯特丹的教堂钟声正在敲响。那是圣尼古拉斯教堂的钟，三百年来，它一直在敲。为国王敲过，为商人敲过，为每一个统治过这座城市的人敲过。

很快，它会为另一种人敲响。

他转过身。

“同志们，回去准备。罢工、游行、占领工厂——能做的都做。让政府知道，荷兰的人民是时候该站起来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五日，晚八时。

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克朗茨推门走进韦格纳办公室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份刚从阿姆斯特丹转来的密电。

韦格纳正在批阅文件，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克朗茨同志啊，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克朗茨把电报放在他面前。

“主席，这是荷兰的费恩同志发来的。他们准备动手了。”

韦格纳放下笔，拿起电报。

电报不长，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火种。

“柏林共产国际执委会：荷兰社会党、共产党及各大工会已达成联合行动协议。国内局势持续恶化，失业率突破百分之三十，政府已失去民心。

我们计划于近期发动总罢工，并视情况转为武装起义。请求共产国际在物资、人员及必要时提供军事支援。

阿尔伯特·费恩，一九三二年六月五日。”

“主席，这是个机会。”

韦格纳没有回头。

“什么机会？”

克朗茨说：“荷兰是低地国家的门户。拿下荷兰，英国人的侧翼就彻底暴露了。我们在英吉利海峡东段的封锁线，可以直接推进到荷兰海岸。而且，荷兰的港口——”

韦格纳转过身，打断他。

“我知道荷兰的重要性。我问的是，这是个什么机会？”

克朗茨愣了一下。

“克朗茨同志，你刚才走进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那是一种想打仗的笑。我问你，你是不是很想打这一仗？”

“是。”克朗茨坦率地说，

“这段时间我们演习了那么多次，海军演习，登陆演习，空降演习。演习再好，也是假的。士兵需要见血，指挥官需要实战。荷兰，是最好的练兵场。”

韦格纳转过身，看着他。

“练兵场？那是荷兰人的国家。那是荷兰人的革命。我们去，是为了帮他们，不是为了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