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时，开往鲁尔区的专列缓缓驶出柏林火车站。

韦格纳坐在靠窗的位置，对面是施密特、台尔曼、克朗茨。

四个人的孩子挤在旁边的座位上，正凑在一起小声说话。

车厢里很安静。大多数人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各想各的心事。

火车驶过一片村庄，田野里有人在干活。远远地能看见那些弯着腰的身影，在五月的阳光下一起一伏。

韦格纳忽然开口了。

“施密特同志，你说，那些在地里干活的同志，知道咱们这是去哪儿吗？”

施密特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想了想。

“应该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有趟火车开过去，不知道车上坐的是谁。”

韦格纳点点头。

“那就好。要是知道咱们是去体验生活的，他们该笑了。笑咱们这些坐办公室的，终于想起来要出汗了。”

克朗茨忍不住笑了。

“主席，您这话说的，好像咱们是去受罪似的。”

韦格纳也笑了。

“不是受罪是什么？那些同志的报告里，不都写着吗？

‘身体不好’、‘工作忙’、‘家里有事’——在他们眼里，下去干活就是受罪。”

他顿了顿。

“可是，那些矿工同志呢？他们天天在井下，一干就是八小时、十小时。他们身体就好了？

他们就不忙？他们家里就没事？”

车厢里更安静了。

那些坐在后排的人，都在竖着耳朵听着。

“咱们这些人，当年都是从工厂、矿山、码头上来的。

后来坐了办公室，就忘了那个滋味了。”

他指了指窗外。

“你们看那些地，那些房子，那些人。他们才是咱们的根。

咱们吃的是他们种的粮，穿的是他们织的布，住的是他们盖的房。

没有他们，咱们什么都不是。”

施密特点点头。

“主席说得对。所以咱们才要去。”

韦格纳看了他一眼。

“施密特同志，你说说，咱们为什么去？”

施密特想了想。

“一是防止官僚主义。长期坐办公室，容易脱离群众。

下去干干活，和工人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

“二是带头示范。咱们几个带头去了，下面的人就会跟着去。

一级带一级，风气就正了。”

“三是教育孩子。

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普通劳动者。

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劳动光荣。”

韦格纳点点头。

克朗茨的儿子卡托·克朗茨——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抬起头，正好对上韦格纳的目光。他有些紧张，又有些好奇。

韦格纳冲他笑了笑。

“卡托，你父亲说，你想和他一起去打猎？”

卡托点点头。

韦格纳说：“打猎不急。先学会下井。等你从矿井里出来，再去打猎吧。”

韦格纳转向坐在后排的那几个人。

那是几个低着头、不说话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写了报告、找借口不想来的同志。

韦格纳看着他们，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开口了。

“几位同志，过来坐吧。别躲那么远。”

那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慢慢站起来，走到前排，在韦格纳对面的空位上坐下。

韦格纳看着第一个人——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那位副部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弗兰茨·迈耶对吗？”

“报告主席，是的。”

韦格纳点点头。

“迈耶同志，你那份报告，我看了。

身体不好，医生建议避免重体力劳动。是吗？”

迈耶的脸有些发红。

“是……是的，主席同志。”

韦格纳看着他。

“可我也听说，你上个月是不是参加了部里的运动会？打网球打了两个小时？”

迈耶的脸更红了。

“主席，那……那不一样……”

韦格纳打断他。

“怎么不一样？打网球是运动，下井就不是运动？”

迈耶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韦格纳放缓了语气。

“迈耶同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迈尔低着头。

“您问。”

韦格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