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是“实际工资指数（1913=100）”。

舒尔茨写下：

德国: 138

苏联: 89 (1921: 41)

波兰: 76

美国: 125

这次轮到塔德乌什发问了，他站起来：

“马丁教授，德国的138，意味着工人实际收入比战前提高了近四成。

而波兰只有76，甚至不如战前。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是因为德国掠夺了波兰吗？”

马丁笑了：

“这位同学，你用了‘掠夺’这个词。

那我们用数据反推。如果德国的高工资是靠掠夺波兰实现的，那么被掠夺的波兰，其工人工资应该比一个没有被德国‘掠夺’的、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低，对吧？

那我们看看同样中立的捷克斯洛伐克，1927年实际工资指数是82，只比波兰高一点，但远低于德国。这个差距，用‘掠夺’解释得通吗？”

塔德乌什愣住了。

舒尔茨继续说：

“德国工资增长的原因很复杂，但几个关键制度可以量化：

法律强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抬高了工人的工资；

工会拥有了合法权利；法律要求将一定比例的利润用于工人福利和再培训；

还有，最重要的，”马丁顿了顿，“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使得国家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和福利分配。

这些，都是可查的法律条文和经济数据。”

说完，马丁最后写下“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每千活产）”。

德国: 38 (1913: 151)

苏联: 182 (1913: 257)

波兰: 156

法国: 73

这个数字令人窒息。

尤其是苏联和波兰，几乎每五个孩子就有一个活不到五岁。

“这个数据最残酷，也最能说明问题。”

马丁的声音低沉下来，

“德国是如何将儿童死亡率从151降到38的？

在德国，我们开始普及产前检查，强制接种疫苗，立法保障工厂设立哺乳室和托儿所，制定《母亲与儿童保护法》严禁孕妇从事危险工作，以及，”

他看向教室里的女同学们，

“女性大量进入职场，经济独立带来家庭话语权提升，她们更能决定将家庭资源用于孩子的营养和医疗等方面。”

海伦娜再次举手，这次声音有些发颤：

“可是……苏联还是很高，182，虽然比过去好了。社会主义不是应该更好吗？”

马丁沉默了片刻，

“你说得对，总体仍然很高。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工业中心，1927年数据已经降到90左右；而中亚一些偏远地区，还在250以上。

这说明什么？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医疗资源可及性是基础。

苏联在极度落后的起点上，用十年时间将全国平均水平大幅提升，这本身就是一个医学和社会学上的奇迹。

但它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不是魔术，它无法瞬间变出医院和医生，它需要时间，需要艰苦的建设。”

下课铃响了，塔德乌什冲到讲台前：“马丁教授，这些数据……所有这些，都公开可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