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星期后的一个中午，叶文洁被紧急从伐木场召回连部。

一进门，气氛便凝重得如同铅块，压得人喘不过气。连长、指导员都在，还有一个表情冷峻、穿着四个口袋干部服的中年陌生人。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黑色的皮质公文包，旁边摊着两样刺眼的东西：一个拆开的牛皮纸信封，和那本英文原版的《寂静的春天》。

这个年代的人对政治风险有种本能的、近乎野兽般的嗅觉，叶文洁尤甚。她瞬间感到世界像一只冰冷的铁口袋骤然收紧，将她牢牢困在中央，动弹不得。

“叶文洁同志，这是师政治部下来调查的张主任，”指导员语气异常严肃，“希望你端正态度，如实回答问题。”

“这封信，是你写的吗？”张主任拿起信封里厚厚的一沓信纸，一页页翻给叶文洁看，最后翻到落款处——只有“革命群众”四个字。

“不，不是我写的。”叶文洁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可这上面的字迹，是你的。”张主任的声音冰冷。

“是……但我是帮别人抄的。我只是誊写。”叶文洁努力保持镇定。

“帮谁？”

叶文洁一向隐忍，很少为自己辩解。但此刻，她无比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她必须说出来。

“是帮……《大生产报》的记者，白沐霖同志抄的。”她说出了名字。

“叶文洁！”张主任的目光如同冰冷的枪口般锁定她，厉声道，“警告你，诬陷他人只会让你的问题性质更加严重！我们已经调查清楚，白沐霖同志只是受你之托，把这封你写的信带到呼和浩特发出去，他根本不知道信的具体内容！他完全是出于同志间的信任才帮忙的！”

“他……他这么说？！”叶文洁眼前猛地一黑，仿佛瞬间坠入万丈冰窟，刺骨的寒意从心脏蔓延到四肢百骸。

张主任没理会她的震惊，拿起那本英文书：“你写这封思想极端错误的信，一定是受了这本反动书籍的毒害！”他向连长和指导员展示着书本封面，“《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出版，在资本主义世界流毒甚广！”他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白皮黑字的中译本内参，“这是供内部批判使用的反动材料！上级已明确定性：这是一株宣扬末世论、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辩护、攻击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大毒草！”

“可这本书……也不是我的。”叶文洁的声音虚弱无力，她感到一阵眩晕。

“小叶绝不是那种人！她平时话都很少说！”旁边的指导员忍不住为叶文洁辩驳了一句，但声音在张主任的威压前显得苍白无力。

就在这时，门被“哐当”一声推开。一个身材高大、面容刚毅、穿着旧军装的中年男人带着一阵寒气闯了进来，他身后跟着那两个叶文洁熟悉的孩子，此刻小脸上满是紧张和害怕。

“我可以作证！”丁伟的声音洪亮如钟，带着战场上淬炼出的不容置疑，“用我丁伟的党性和军人的荣誉担保！我亲眼见过白沐霖同志的笔迹！”他指着身边那两个紧紧抓着他衣角的孩子，“这两个孩子也见过！那时候白记者在招待所教他们认字写字，他们就在旁边看着！”两个孩子用力点头，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但非常肯定。

来人正是丁伟。

叶文洁与他的相识源于他对两位蒙难老战友遗孤的照顾。丁伟找到兵团后，见叶文洁沉默稳重、心地善良，便托她在生活上照看这两个孩子。这份在寒冬中传递的微弱信任，是叶文洁心中仅存的暖意之一。显然，他是听到了风声，立刻赶了过来。

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同样被叫来问话、一直低头站在角落的白沐霖，此刻突然抬起头，脸上闪过慌乱和决绝混杂的神情，他猛地抓起桌上那本《寂静的春天》，几乎是丢在叶文洁身上，声音尖利地喊道：“就是她！书是她的！信也是她写的！我……我只是好心帮她寄信，根本不知道内容这么反动！她骗了我！”

张主任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丁伟同志，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件事，证据链是完整的……”

“证据？什么证据？就凭笔迹一样？白沐霖自己不敢认账就把屎盆子扣在一个女娃娃头上？”丁伟怒目圆睁，毫不退让，指着白沐霖，“两个孩子都说了，他们亲眼见过白记者写东西！小叶是帮他抄的！这分明是栽赃陷害！是懦夫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