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温出身行伍、起于乱世，半生征伐、遍历民间疾苦，深知唐末积弊深重：藩镇跋扈、吏治腐败、豪强兼并、军法混乱、农桑凋敝、民不聊生。故而其代唐建梁、登基称帝之后，并非一味暴虐嗜杀、穷兵黩武，而是针对晚唐以来的种种顽疾，推行一系列整肃朝政、革除弊政、安抚军民、恢复生产的务实国策，诸多举措切中时弊、成效显著，为动荡的五代初年稳住了中原大局。

朱温乱世立业，深知得人才者得天下，对贤才极为珍视，求贤之心恳切真挚、急于匡扶社稷、整顿乱世。唐末以来，朝堂被门阀士族、朋*党权贵把持，大量寒门贤才沉沦下僚、怀才不遇，身怀治世之才却无施展之地，朝堂庸碌充斥、良臣埋没，是晚唐衰败的重要根源。

开平元年，朱温甫一接受唐哀帝禅让、建立后梁，江山初定、百废待兴，便即刻下诏天下，专门派遣朝廷使臣分赴州县乡野，四处寻访搜罗隐匿民间的贤良志士。此次求贤不拘门第、不问出身、不看资历，专门寻访那些身处低位、沉于草莽，却身怀吏治之才、通晓政务、熟知民情、有实干能力却始终不得重用的人才。但凡寻访得名士贤才，朱温皆破格擢拔、越级任用，授以官职、委以政务，让寒门之才得以入朝理政、一展所长，彻底打破晚唐门阀垄断仕途的僵局。

与此同时，朱温极为重视谏言纳治、广开言路。对于天下官吏、布衣百姓所上奏章，但凡直指朝政弊病、针砭时弊、提出治国安民良策者，朱温大多亲自阅览、逐一审阅，不避过失、不惧直言。对于其中切实可行、利国利民、能够整顿吏治、减轻民负、完善法度的良言善策，尽数采纳推行，以此查漏补缺、革新朝政，杜绝晚唐君主闭塞视听、权臣蒙蔽朝堂的乱象。

针对晚唐以来权贵横行、豪强跋扈、欺凌百姓、藐视国法的积弊，朱温立国之后着力打压特权、严明法度、整肃权贵，力求法不阿贵、刑赏分明。晚唐五代，藩镇功臣、勋贵将领多恃功自傲、横行地方、鱼肉百姓、无视法度，官府往往不敢管束，民怨积深、吏治崩坏。

朱温深知此弊，刻意严明律法、制衡勋贵、约束功臣，绝不因亲信旧部、有功之臣而徇私枉法、姑息纵容。其麾下爱将寇彦卿，追随朱温多年，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深得亲信器重，是名副其实的开国功臣、军中宿将。即便如此，一旦触犯国法，朱温依旧铁面无私、绝不偏袒。

某次早朝途中，寇彦卿仪仗出行，道路之中有百姓避让不及、阻于道旁。其随行仆从依仗主将威势、骄横跋扈，当场动手将这名无辜百姓殴打致死。命案发生之后，朝野哗然、民愤涌动。朱温得知实情，丝毫不念寇彦卿旧日功勋、亲信情分，即刻下诏严查此案、依**罪，对寇彦卿严加惩处、追责到底，以国法制裁勋贵，震慑朝野权贵。

此案一出，天下震动，彻底打破了“功臣勋贵可横行无忌”的乱世潜规则，让军中将领、朝堂权贵皆知国法森严、功不抵过，极大遏制了权贵欺凌百姓、肆意妄为的风气，极大肃正了后梁初年的吏治风气。

在军制改革之上，朱温前后政策审时度势、因时而变，完成了从战时峻法到治世宽政的重要转型。早在起兵争霸、四方征伐、战事连年的创业时期，为整肃军纪、杜绝逃兵、严控军心、强化军队战斗力，朱温制定了极为严苛的战时军法，史称**“跋队斩”**：但凡一队之中，若有将校临阵阵亡、战死沙场，其麾下所属全队士卒一律连坐斩首。

此法施行于乱世征战之际，虽极为残酷，却能极大逼迫士卒死战不退、奋勇杀敌，杜绝临阵脱逃、弃主将于不顾的溃逃乱象。但严苛峻法之下，弊端也愈发凸显：士卒一旦遭遇主将阵亡，自知必死，往往不敢归队、四散逃亡，宁可亡命山野，也不愿回营受死。

为遏制士兵大规模逃亡，朱温又在军中推行面部刺字之法，所有军士尽数在面颊刺刻军号、部伍番号，以此标识军籍、杜绝隐匿。逃亡士兵无论流落何方，但凡经过关隘渡口、州县集镇，皆可被官吏守军一眼辨识、捉拿遣返。